1999年，被父亲偷改志愿，湖北高考687分的女学霸错失心仪的北大，她难以接受，24年不曾回家，再次联系时只对母亲说：“我结婚了，之后没事也不会回去见他。”母亲一瞬间泪流满面。
戴柳从小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在黄冈这个被称为“卷王之王”的地方，她一路过关斩将。
1999年高考成绩出炉，687分，她是黄冈地区的文科状元，全省排名第三。
当时，北大中文系的老师已经联系了她，招生组的电话甚至打到了家里，未名湖的荷花仿佛就在她指尖绽放。
戴柳满怀憧憬地在志愿表的第一栏，一笔一画写下了“北京大学”。她以为，这是自己挣脱束缚、奔向自由的唯一通票。
然而，她低估了父亲的控制欲。戴建强曾是一名县级报社的记者，年轻时因为种种原因与理想的学府失之交臂，这种“未竟的执念”在他心里扭曲成了一种疯狂的掌控感。他认为女儿选中文系是“浪费分数”，而法律才是通往成功的敲门砖。
于是，趁着戴柳不注意，戴建强偷偷摸进学校，找到了班主任。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称女儿已经改变主意，并模仿戴柳的字迹，在志愿修改表上签下了她的名字。
当录取通知书寄到父亲工作的报社时，戴柳还在梦里勾勒燕园的蓝图。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戴柳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三天三夜没吃一口饭。她想复读，父亲却把她反锁在屋里，拍着桌子吼道：“你要是敢复读，我一分钱学费都不会出，你就给我滚出去！”
戴柳妥协了，她带着满腔的怨恨跨进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大门。
在北京读大学的四年，戴柳活得像一具行尸走肉。同学在图书馆研读法律条文，她却躲在阅览室最阴暗的角落，一遍又一遍地翻看《红楼梦》，在那些充满宿命感的诗词旁写下密密麻麻的批注。
她不再给家里写信，每次父亲打电话过来，她总是听着那头傲慢的教诲，一言不发，然后面无表情地挂断。
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逃。
2003年，机会来了。凭借极其优异的成绩和刻苦钻研，戴柳申请到了去韩国留学的全额奖学金。
临走前，父亲故技重施，试图以“女孩子出国不安全”为由扣留她的护照，甚至锁上大门不让她走。
就在这对峙最激烈的时刻，性格温和的母亲爆发了。母亲趁戴建强午睡，偷偷撬开了锁，将护照和塞了2000元现金的小布包塞进戴柳怀里，推着她往外跑，嘴唇颤抖地低语：“柳柳，走，别回头！”
戴柳拎起简单的行李，甚至不敢大声告别，头也不回地撞进了外面的热浪中。她一路狂奔到车站，坐上了去往青岛的中巴车。
那天，她在江边看着家乡渐行渐远，心里却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意：她终于把那个名为“父亲”的牢笼甩在了身后。
来到韩国后，戴柳把自己活成了一个拼命三娘。她一边攻读法律硕士，一边在餐馆洗碗、当家教。
最苦的时候，她为了省钱，每天只吃一顿泡面，冬天舍不得开暖气，就裹着廉价的棉被在灯下苦读。
她确实如父亲所愿，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律师，在首尔的高级写字楼里出入，年薪百万。可每当夜深人静，看着落地窗外的万家灯火，她总觉得心里有个大洞，呼呼漏风。
2010年，戴柳因长期高强度工作导致身体崩溃。她辞掉了令人艳羡的律师工作，搬到了济州岛。在那里，她租下了一间木质的小房子，开了一家茶社，起名“拾叶”。
这24年间，她几乎切断了与父亲的所有联系。偶尔通过邻居家的座机给母亲打个电话，也总是报喜不报忧，每次通话不超过三分钟，只要听到父亲推门的声音，她就会立刻挂断。
2022年，一个深夜，戴柳接到了母亲的电话。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苍老而卑微：“柳柳，你爸老了，他病了一场……他说，他想跟你道个歉。”
随后，话筒里传来一个苍老且沙哑的声音：“柳柳，是爸爸对不起你。当年的事，是我太自私了。”
戴柳握着手机，站在济州岛咸湿的海风里，泪水无声地滑落。这句道歉，她等了整整24年。可在那一刻，她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释怀。
不久后，戴柳收到了一个来自湖北黄冈的包裹。里面没有信，只有一袋黄冈特产“云雾茶”。那是父亲亲手采摘、翻炒的茶叶。
后来，她给家里回了电话。父亲在电话那头小心翼翼地问她什么时候回来。戴柳沉默了很久，语气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妈，告诉他，我在这里结婚了，过得很好。之后没事，我也不会回去了。”
电话那头的母亲一瞬间泪流满面。她知道，女儿虽然放下了恨，但那种被强行改写的人生裂痕，永远也无法愈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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