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荣网配毛主席为何最终选择华国锋？关键不在于能力最强，根本原因是这一点

华国锋得到毛主席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华国锋所作的工作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另外就是，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从来不搞阳奉阴违那一套，不当“两面人”，这是他得到毛主席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

在“文革”动乱中仍稳步上升

正当华国锋在湖南忙于“农业学大寨”、大兴水利之时，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亲自改定的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文革”使中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干部都受到了冲击。而华国锋在“文革”中只受到过两次小冲击：

一次是受到湖南的红卫兵组织“省无联”的一阵子“炮轰”，但是很快就过去了。

另一次则是“造反派”要打倒中共湖南省委另一个负责人，而华国锋表示反对。因为华国锋知道毛泽东表示过反对打倒这位负责人，所以他很坚决地说：“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我们不能举手。”为了这件事，华国锋也受到“造反派”的围攻。当然，这种围攻也很快就过去了。

由于华国锋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所以在1967年7月21日，他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点名人员，前往北京，参加由“中央文革小组”组织的湖南两派的谈判。1967年8月上旬，“中央文革小组”作出了解决湖南问题的决定。经周恩来提名，华国锋担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第一个被“结合”的省级干部。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这样写道：

华国锋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几乎没有受到过冲击，反而能从动乱中稳步上升，威信不断提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受到毛主席的保护。

不过，由于湖南省的“造反派”们纷争不已，湖南省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很久，未能及早成立。在全国，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算是成立很晚的——在29个省市之中排在第19名。

1968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毛主席在这一文件上批了“照办”两字，表明他是赞同的。

文件指示，要“充分揭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湖南的代理人王延春等”。文件说，“中央批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组成名单”。

两天之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黎原为主任，龙书金、华国锋、章柏森为副主任。

这样，华国锋成了湖南的“第三把手”，主管农业。

扩建韶山革命纪念地

华国锋出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花费很大的精力抓“农业学大寨”。

在1968年冬到1969年初，华国锋组织了湖南各地4万多农村干部前往山西大寨参观学习。华国锋在湖南树立了新田县和安乡县作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毛主席得知后说，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很好嘛！

从1970年7月起，华国锋担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的总指挥长兼党委书记。这是与韶山灌区同样浩大的水利工程。华国锋踏踏实实、不辞劳苦地忙于这一大工程。当毛主席来湖南视察时，毛主席对华国锋说起了舂陵河的典故。舂陵河是湘江的支流，在“欧阳海灌区”之中。

毛主席说：“在古代有一位叫舂陵的人，做过一些好事，人们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条河取名为舂陵河。可见，做好事的人，是受人们尊敬的。”毛泽东说这些话，透露了他对华国锋的实干精神的赞赏。

华国锋在湖南还抓了一件“大事”：主持韶山革命纪念地的扩建工作。

在韶山，从1950年就开始修缮毛主席的故居（在“文革”中改称“旧居”）。人们到韶山来，主要就是参观毛主席的故居。1961年3月，毛泽东同志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前往毛主席故乡参观的人越来越多，渐渐觉得光是参观毛泽东同志故居还不够，于是在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建议下，在韶山修建“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后来改称“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这个陈列馆，选在离毛泽东故居一华里的引凤山下。

在“文革”中，成千上万虔诚的红卫兵以及参观者涌向韶山。1967年12月26日——毛泽东74岁寿辰，从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开通。韶山火车站树起了高达米的毛泽东塑像。不言而喻，这米，象征着毛主席的生日12月26日。于是，光是有毛泽东同志旧居、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活动陈列馆又嫌不够了，在1969年由华国锋主持了“韶山革命纪念地扩建工程”。

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1969年，韶山革命纪念地开始扩建，首先遇到的就是保持韶山冲内特别是毛主席旧居附近原貌的问题。在研究建筑方案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及时教育我们：韶山是革命纪念地，陈列馆绝不能搞高、大、洋，搞高楼大厦、富丽堂皇。建设韶山革命纪念地，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毛主席光辉诗篇《七律·到韶山》中的“喜看稻菽千重浪”的精神，保护韶山革命原貌，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同时注意节约的原则。为了最后确定扩建方案，1969年春，华国锋同志亲自来到韶山。他不顾旅途疲劳，一下车就找韶山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随后，徒步登上陈列馆后面的山头勘察地形。当时，有人提出，这个窝面积小，扩建可能有困难。华国锋同志先用脚一步一步大体计算了山窝的面积，接着又亲自用皮尺仔细作了丈量，终于用事实说服大家，说明扩建的施工面积完全够用。临走时，他还再三强调，韶山的一草一木，都要注意保护，并指着山上的树林叮嘱说：这东边的树要保留，西边的树也要保留，几棵大松树尤其不能动。后来，我们执行了华国锋同志制定的方案，群众反映很好，都说，幸亏华国锋同志及时指导，才使我们在陈列馆的建设上，体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意愿，保持了韶山的革命原貌。

在1969年1月14日，华国锋还在长沙主持了“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纪念馆”兴建誓师大会。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是毛泽东当年创建的，位于长沙清水塘。华国锋冒着零下四五摄氏度的严寒，刨冰破土，为这一纪念馆奠基培土。

1955年，毛泽东在视察途中和湖南省委的负责同志谈话，左一为华国锋。

毛主席向斯诺介绍华国锋

1969年4月，华国锋的名字出现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团名单之中，出现在中共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之中。从此，华国锋不再是“列席”中共中央全会，而是正式的中共中央委员了。

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不久，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

华国锋出席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便面临一场尖锐的斗争。在会上，毛主席猛烈抨击了林彪抢班夺权的阴谋，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给了林彪集团要员陈伯达沉重的一击……在这一激烈的斗争中，华国锋理所当然坚决站在毛主席一边。

1970年秋，华国锋担任湖南“革命委员会”代理主任。

在中共九大之后，中共着手重建党的各级委员会。这一重建工作由上而下，先重建各省委，再重建各地委、各县委。

湖南省在建立“革命委员会”时虽然落后，在全国排名第十九，而在重建省委时却一马领先，成为全国第一个建立的新省委。1970年11月24日至12月4日，中共湖南省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华国锋作了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继续完成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而奋斗》的报告。会议认为，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通过“斗批改”，整个国民经济呈现一派繁荣景象。会议讨论制定了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工作任务：一、继续深入开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二、继续搞好“斗批改”；三、掀起工农业生产高潮；四、加强党的领导。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随后召开的三届一次全会选举华国锋为第一书记，卜占亚为省委书记，杨大易为省委副书记。

中共湖南省委重建之后，华国锋迎着寒风，带领省委委员们去毛主席故乡韶山，在那里举行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全会，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决心。

随后，华国锋兼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和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和斯诺谈话时，提及了华国锋。当斯诺的文章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后，华国锋第一次引起国外的注意。

毛主席在跟斯诺谈话时，谈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接下去的谈话如下：

斯：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统统打烂了。但是不能只看一样事就作结论，湖南省的人物也出几个了，第一个是湖南省委现在的第一书记华国锋，是老人……

毛泽东亲切地称华国锋是“老人”，表明了他对华国锋的关注和信赖。当时，华国锋不过49岁，当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毛泽东所说的“老人”，显然是“老人马”的意思。

1970年，华国锋在长沙郊区参加插秧。

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从毛主席跟斯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印象颇好。华国锋得到毛泽东的垂青，最根本的一点，就是因为华国锋多年来能够很好地领会毛泽东思想，所做的工作符合党和人民的利益。

另外，华国锋为人老实忠厚，不搞阳奉阴违那一套，这是他得到毛泽东信任的很重要的一点。毛泽东曾多次称赞华国锋是老实人。

华国锋成为“英明领袖”之后，最初确实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戴，内中的原因之一，也因为华国锋为人朴实。

华国锋具有可贵的“平民情结”。虽然他步步高升，仍一直保持着“平民作风”。在“宣传华国锋”热潮中，曾出现一幅华国锋帮助一位老太太拾菜的宣传画。这多多少少反映了华国锋的“平民情结”。

在湖南湘潭，流传着华国锋和三个孤儿的故事：

1951年6月，华国锋调任中共湘潭县委书记。他到任才一个月，便在湘潭医院门口见到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华国锋把这个小女孩收留，请县招待所负责照料。接着，在这年10月、12月，华国锋又收留了在湘潭街上遇见的另两个孤儿。华国锋分别为这三个9岁、8岁、3岁的小女孩取名华平、华清、华湘。内中，华清、华湘都双目失明。华国锋决定由政府拨款抚养三个孤儿，并托付湘潭县招待所的职工刘秀英照料，而他自己仍不断关心这三个孤儿。后来，这三个孩子都相继成人，结婚成家。

华国锋平日坐机关不多，他常在农村。他衣着朴素，总是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人们这么回忆1966年华国锋在湖南郴州、衡阳地区“欧阳海灌区”工作时的情景：

华国锋同志生活上艰苦朴素、毫无特殊的作风，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居住在指挥部的那些日子里，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始终坚持自己提水、洗衣，和民工在一个食堂里排队端饭。有时外出检查工作，别人要为他多添几道菜，他总婉言谢绝。常宁县白沙公社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灌区筹建初期，一天，华国锋同志和指挥部几位同志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出发到桂阳湖溪桥去为大坝实地定点，路经白沙公社吃午饭。事先华国锋同志怕公社同志特殊照顾他，不让给公社打电话。那天正巧公社的领导同志都外出了，只有一位工作人员在家。这位工作人员没有见过华国锋同志。当时天下着毛毛雨，车子停稳后，跳下六七个人，手里都挽着雨衣。为首的一位身材魁梧、满身泥迹的同志，热情地和这位工作人员握手，讲明来意。这位工作人员赶忙准备了普通饭菜招待他们。吃过饭，如数付清了饭钱。临走时，那位为首的同志紧紧地拉着这位工作人员的手，表示感谢。事后，这位工作人得知他就是省里的华书记，感动得到处逢人便说：“华书记可朴素啦，做着大官不像官，不坐小车坐卡车，这样的领导，真好啊！”

以上的回忆虽说是在“宣传华国锋”的热潮中发表，但大体上符合事实。

华国锋多次以普通家长的身份，亲自参加学校的家长会，也是颇为感人的。

华国锋在湖南工作时，他的几个孩子先后都在长沙北区中山路小学上学。华国锋好几次步行到学校里去，征求老师对孩子的意见。他的孩子在学校里，从不享受特殊待遇。华国锋曾被这所小学推选为“优秀家长”。

1974年3月21日晚上，北京166中学召开1973届高中毕业生家长会。华国锋的最小的女儿苏莉是这一届的毕业生，华国锋作为家长，接到学校的通知，步行前往这所中学，在教室的后排座位坐下来。当时的华国锋，已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仍如一位普通的家长一样，去出席家长会。

当时，正是毛泽东号召青年学生“上山下乡”的时候。学校领导要华国锋讲话。华国锋以家长的身份表态：“小莉是我最小的女儿，身边就这么一个了。我还是支持她走毛主席指引的上山下乡的道路。”

后来，小莉插队落户到北京市平谷县许家务大队。1975年2月5日上午8时，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祥和几位大队干部到北京进行家庭访问，华国锋以家长身份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在谈话中，陈永祥从华国锋那里得知，昨天夜里，辽宁营口、海城一带发生了地震。华国锋马上要乘飞机赶往那里。华国锋是利用出发前的一点时间接待他们，因为他自觉是家长，一定要亲自接待他们来访。

1976年8月4日，唐山刚刚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后不久，华国锋就赶到那里。华国锋乘坐一辆北京吉普车，在唐山的一片废墟中奔驰，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当华国锋向群众发表讲话时，余震发生了，附近的屋架倒塌，发出响亮的轰鸣声。华国锋仍坚持讲话，鼓励大家战胜自然灾害……

2006年，为了纪念唐山地震30周年，一篇署名为智青仁的《唐山大地震中与华国锋的零距离接触》，回忆了当时赶往唐山的华国锋：

在唐山大地震30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使我想起了地震刚刚过后与华国锋零距离接触的一段往事。

1976年8月4日上午，正在忙于抗震救灾的开滦吕家坨矿接到上级通知——下午，中央领导来矿视察（没说哪位领导）。

8月4日下午3点钟左右，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一列由大约20多辆军用吉普车组成的车队鱼贯驶入开滦吕家坨矿东大门，一直开到在矿办公楼广场用简易棚搭成的矿抗震救灾指挥部门前停下来。等待迎接的领导及我们工作人员看到第一个走下车的竟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大家都感到十分惊喜和兴奋。陆续走下车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谢静宜、煤炭部长肖寒、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以及北京军区、省军区、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领导。还有唐山市委书记许家信、开滦党委书记赵成彬等。

时任开滦吕家坨矿党委书记的马庆云把各位领导迎进简易棚搭成的整个南面敞开的抗震救灾指挥部。请领导入座后，他开始向华国锋总理汇报吕家坨矿抗震救灾的工作情况。当时我作为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被领导指定在现场作记录，因此有机会零距离与华国锋接触（两米左右），亲身目睹和聆听了华国锋在吕家坨矿的音容笑貌。

华国锋当天身穿一身灰色中山装，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纽扣没有解开，因此满脸淌着汗珠。他的面色红润且严肃、凝重。他最关心的是职工群众的生活问题。当他问到生活用水是否解决时，马庆云回答已经解决并当即把已倒在大瓷碗的热水端到几位领导面前，请他们品尝。华国锋端起大瓷碗就喝了几口，并点点头，面部显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而副总理陈永贵则端起一碗一饮而尽。

之后，华国锋又询问了地震前矿井情况及地震后遭受损失、设施破坏、影响生产、抗灾措施等情况，马庆云一一做了汇报。

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鲜为人知。当时可能是想把矿山的一切情况一股脑都向总理道出来，这个解放前老工人出身的矿党委书记的汇报始终没有停顿，忘记了给总理插话的机会。这时，坐在马庆云身后，拿着本子等待记录总理指示的煤炭部长肖寒有点着急，于是就在后面用手拉了一下马庆云，示意他多听总理的指示。他回头看看肖部长，好像没什么反映似的又继续不停顿地汇报起来。我在旁边看到此情景差点笑出声来。

后来华国锋停止了问话并作了重要指示，主要精神是要求广大职工要采取有力措施，抗震救灾，恢复生产，早日出煤。接下来，在局、矿领导陪同下步行到被震坏的矿井主井井架下和洗煤厂厂房前看遭受破坏的情况，并和矿洗煤厂、机电科的几名中层领导询问具体情况，并提出希望。大约在4点多钟，华国锋等领导怀着对广大开滦矿工的殷切期望离开了吕家坨矿。

华国锋等中央领导视察后，开滦吕家坨矿的广大职工受到了巨大鼓舞，并以此为动力，掀起了抗震救灾、恢复生产的新高潮，恢复生产的胜利捷报一个接一个传来。到1976年11月28日在开滦实现了第一个全面恢复生产。11月29日，我亲耳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早间新闻节目中听到了国务院专门为开滦吕家坨矿全面恢复生产发的贺电，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刊登了此贺电。

当时毛主席正在重病之中，见到《人民日报》刊登的华国锋在唐山的照片，连连地点头……

正是由于华国锋在个人品质方面有着令人感佩的一面，所以毛泽东称他是“老实人”。

据中央警卫部队的退役战士回忆，华国锋在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时，事务繁忙，可他仍经常自己洗衣服，亲自带领战士们大扫除。他对下级从不乱发脾气，总是和蔼可亲，乐于帮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对于工作人员签字、合影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

也正是因为华国锋具有“平民情结”，所以普通老百姓往往对于华国锋持好感。

华国锋从湖南跃入中央

1971年2月，毛泽东亲自提名调华国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后来升任组长），主管全国农业、财政、商业方面的工作。这样，华国锋由县委而地委，由地委而省委，由省委而国务院，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迈，终于进入中央。

这时，华国锋仍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由卜占亚主持日常工作。

这时的华国锋，人在北京，但也不时去湖南。

1971年4月，毛主席来到长沙，当见到几个湖南的接待人员胸前佩着毛泽东像章，便说“讨嫌”，要他们摘掉。

毛泽东在湖南省委招待所住下之后，又把自己读过的16开本的《共产党宣言》送给了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嘱咐他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

毛泽东这些细节，透露出他对林彪所搞的“四个伟大”以及学习毛主席著作“走捷径”之类的厌恶。

1971年8月14日，毛主席乘坐专列离开北京，开始了他为期将近一个月充满神秘色彩的南巡。

8月16日，毛主席到达武汉，在武汉住了10多天后，又来到长沙。毛主席在长沙住了5天，于8月31日前往南昌。

华国锋作为陪同人员，在武昌、长沙两地听毛泽东讲党的历史和庐山会议情况。

毛泽东这次南巡的目的，是向各地党、政、军负责人“打招呼”、“吹风”，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彻底了结去年庐山会议没有了结的林彪、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问题。

8月25日，毛主席在武昌对华国锋说：

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

毛主席此言，一下子使华国锋警觉起来，意识到路线斗争是当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

毛主席这次来长沙，气氛显得非常严肃，非同往常。毛主席在长沙中共湖南省委大院旁的九所下榻。他一到九所，便和华国锋以及卜占亚作了一次谈话。

广州军区兼广东省负责人刘兴元、丁盛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负责人韦国清奉毛泽东之命赶来长沙。毛主席和他们谈话一次。

最后，毛主席又和华国锋、卜占亚、刘兴元、丁盛、韦国清集体谈话一次。毛主席当着华国锋等人的面，毫不留情地质问广州部队司令员丁盛、政委刘兴元说，你们同黄永胜关系那么密切，来往这么多，黄永胜倒了，你们得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机会，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华国锋意识到毛主席正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坚决的斗争。

毛主席对华国锋等人说：“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后来，毛泽东还带头指挥唱起了《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

毛主席离长沙去南昌后，华国锋立即作出了在湖南全省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两首歌的决定。

后来，人们才明白，毛主席的这几次谈话，叫做“吹风”，又叫“打招呼”。毛主席在此前后几次谈话后来整理成《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

毛主席在谈话中直截了当地点了林彪的名：

庐山这一次的斗争，同前九次不同。前九次都作了结论，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改了没有？没有改。

我同林彪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陈伯达的话对他们才是一句顶一万句。什么“大树特树”，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是树他自己。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缔造和领导的，林亲自指挥的，缔造的就不能指挥呀！缔造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嘛！

毛主席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的是要大家“服从命令听指挥”；领唱《国际歌》，为的是说明世上从来没有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批判林彪的“天才论”。

毛主席在跟华国锋谈话的时候，还说了这么一句：“叶剑英在这个关键时刻是有功劳的。”华国锋虽然跟叶剑英不熟，但是毛泽东的这句话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时倚重叶剑英，最初就是始于毛主席的这句话。

1971年冬，在全国开展批判林彪的“批修整风”时，华国锋带领中共湖南省委常委和一部分地、市委书记冒着严寒，前往毛泽东故乡韶山，在那里举办学习班。

1972年3月26日，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病故，中间一度由李震代理，后来，毛主席提名华国锋担任公安部部长。

谢富治，1909年生于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城区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做过木匠。1930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过长征、解放战争，屡立战功。1952年起任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担任国务院政法办公室主任、内务办公室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等职。在“文化大革命”中，谢富治追随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迫害老干部，镇压革命群众，参与一系列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0年，谢富治因患胃癌，做了手术。虽经医护人员全力调治，但终因癌细胞转移，久治不愈，于1972年3月26日病故于北京。

尽管华国锋从未从事过公安工作，但还是被毛泽东提议担任公安部部长这一职务。公安部部长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从此，华国锋在北京站稳了脚跟。

毛主席对于党、政、军接班人的安排

前已述及，毛主席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是王洪文。不过，毛主席当时对于接班人的考虑是多方的：1972年9月7日，毛主席从上海调来王洪文；1971年2月，毛主席从长沙调来了华国锋；另外，毛主席也看重早在1969年7月就已经从沈阳调来北京的李德生。

李德生生于1916年，比华国锋大5岁，河南新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他1930年参加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德生是“打”出来的，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逐级提升。解放战争时，他已是第二野战军师长。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副军长。回国后，升为军长，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仍任军长。因主持总结“郭兴福教学法”引起广泛注意。1968年后，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毛主席最初对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的考虑是分别作为党、政、军的接班人。

早在1970年8月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已经显露出安排李德生作为军队方面接班人的意向。当时正在出席会议的李德生突然受到周恩来的召见，周恩来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要李德生速去北京，换当时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上山开会。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主将之一。毛主席把黄永胜调上庐山，和林彪、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一起接受批判。

在“九一三”事件的前夜——1971年9月12日中午12时，毛主席的专列从上海驶抵北京丰台车站。毛主席在专列上接见了奉命赶来的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毛主席命令李德生马上调一个师到南口，以防林彪进行武装政变。当天深夜，当林彪乘三叉戟飞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时，周恩来立即命李德生前往军委空军司令部坐镇指挥……

所以，毛主席安排李德生作为军事方面的接班人的意图，可以说是十分清楚的。

毛主席调华国锋来京，担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公安部部长，是打算安排他作为国务院方面的接班人。

毛主席从上海调来王洪文之后，先是让他在北京“读书”，出席各种会议。

1973年5月20日至31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这一决定，实际上就是“预告”了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将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至于李德生，原本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也就是在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毛主席的意见，成立了中共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毛泽东提议王洪文为这个准备委员会的主任，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张春桥、李德生为副主任。

毛主席的这一提议，清楚地透露了他要安排王洪文为党的接班人的意图。

果真，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选出五位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名列第二，而李德生名列第五：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

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

也就在这一次会议上，华国锋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

对于华国锋来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但是，他没有像坐了火箭、一下子成了“第三号人物”的王洪文那样引人瞩目。

华国锋言语不多，不露锋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主席。他既与“四人帮”没有什么瓜葛，也与周恩来、叶剑英没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锐的斗争中，华国锋往往保持中立。

张根生曾这样回忆当时与华国锋的交往：

1973年6月全国召开知青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我找他个别谈过一次话，向他谈了中央派赵紫阳回广东工作时，周总理亲自向丁盛明确说了中央决定叫赵紫阳负责省委全面工作，赵也在现场，而丁盛回来在会上却宣布赵紫阳只分管省革委会的全面工作。赵对农村工作是很熟悉的，但他提出的一些意见不被重视。谈话后华就立即向周总理作了汇报，事情很快得到解决。中央立即决定任命赵紫阳为省委第一书记，免去了丁盛的职务。

在那次会议中间，当时任浙江副省长的冯白驹同志在北京突然病逝了，华国锋、纪登奎找我去参加给白驹同志作生平的评价，纠正了原来1958年广东省委对冯白驹同志的错误决定，作出了比较公正的结论。虽然没有宣布完全平反，但在那时也算比较好了。

华国锋历史性的一天

毛主席在安排王洪文、华国锋、李德生在党、政、军三方面接班之外，又考虑起用了邓小平。

那是在“林彪事件”之后，王震从江西回到北京，汇报了邓小平在江西的情况，力荐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在1972年8月3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1972年8月14日，毛主席就邓小平8月3日给他的信作了批示，成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讯号：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二）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其实，毛主席在对邓小平的信作出批示前的20多天——1972年7月22日，就曾对陈云的来信作了批示。

当时，陈云跟邓小平一样，也被“下放”到江西。1972年7月21日，陈云给毛泽东并中央写信，谈了他在江西南昌郊区的情况，请求中央根据他的身体情况，给他分配力所能及的工作。陈云在信中写道：

如果没有适当的工作分配，可否参加北京老同志学习班？参加学习班之后，可否在我身体还能走动的几年，在春秋季节仍到外地下面去看看？如果可以这样办的话，因为我不能坐飞机，可否破例在往返的路上给一个能烧暖气的公务车，避免受冷感冒，也可延长一点在外地走访的时间。

翌日，毛主席便在陈云来信上批示：

印发。请中央商定。我看都可以同意。

毛主席又在陈云来信的信封上批示：“请总理办。”

由于有了毛主席的批示，陈云离开江西，回到了北京。

陈云能够从江西回到北京，这是一个重要的讯号。于是，邓小平给毛主席写了信，同样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10日，周恩来根据毛主席批示精神，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决定。这样，毛主席又从江西调来了邓小平。

1973年12月22日，根据毛主席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

1974年10月4日，毛主席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所以，一时间分别从上海、江西、辽宁、湖南调来的王洪文、邓小平、李德生、华国锋，构成中国政治舞台的新布局。

很快地，在新布局中产生了新的斗争：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在政治局里与周恩来、邓小平“对着干”。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充满尖锐的“对着干”的紧张时刻，毛主席却于1974年10月13日离开了北京，前往湖南长沙。

毛泽东这次去长沙非同往常，他在长沙住了114天，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开那里回到北京。

虽然华国锋已经在中央工作，但是他一直兼任中共湖南第一书记（直至1977年6月）。他精心地安排、照料毛主席在长沙的衣食住行。毛主席在长沙住那么久，一方面这里固然是他的故土，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华国锋的信赖。

就在毛主席离开北京才十几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借口所谓“风庆轮事件”，跟邓小平大吵起来。

当天夜里，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密商，派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主席告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从此，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动摇……

在1975年1月，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化：

在1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批准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职务的请求；追认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四人帮”和邓小平“对着干”，先是“四人帮”处于劣势。但是，后来邓的工作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不符合毛主席的意图，“四人帮”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邓小平打了下去。

在那些“对着干”的日子里，“四人帮”和邓小平两败俱伤，处于中间、既不倒向“四人帮”也不倒向邓小平的华国锋脱颖而出，成为接班人的最佳人选。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约翰·加德纳所著的《毛泽东与他的继承者》一书中，曾对华国锋这样加以评论：

尽管华国锋1976年的提升可能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但是也说明了他受到双方的信任。他可能缺乏邓小平的敏锐与智慧，不及“四人帮”的宣传能力，但是他有很高的组织才能，这一点在他的事业的每一阶段都给上级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农业专家，他在具有绝对重要性的这一基本领域中拥有专长。但是他的兴趣和经历又远远超出了这一部门。在所有政治领域中，他唯一不能胜任的是外交工作。

1976年1月8日，当周恩来总理去世之后，国务院总理空缺。

1976年1月21日，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出请毛主席主席确定一个主要负责同志牵头处理国务院的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主席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

就这样，这一天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

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毛主席的提议。

1月31日，毛主席在《毛远新关于传达华国锋、陈锡联工作安排问题请示报告》上作了批示：

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

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即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这样，华国锋便超越了毛主席第三次选定的接班人王洪文、第四次选定的接班人邓小平，成为毛主席第五次选定的接班人。

不过，华国锋还只是国务院的代总理。这个“代”字，意味着毛泽东还要对华国锋能否全面领导这么一个大国进行观察。也就是说，华国锋尚处于“实习期”之中。

1976年4月初，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毛主席下令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4月7日，病中的毛主席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紧接着又补充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4月7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